（轉載：中國貿易報）
（本報記者：傅立剛）
第一次知道姚壯先生，是在記者準備外交學院國際法研究生考試前，當時研習所用的教材是姚壯、任繼圣合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國際私法基礎》，這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第一本國際私法教材。之后，也聽導師盧松談及姚老不平凡的一生。近日，本報記者趕赴姚老家中，對他進行專訪。
因從事地下工作而易名
1927年3月，姚壯出生于江蘇常州，原名朱煥文，童年時隨家人移居上海。他回憶說，當年，自己和前聯合國國際法院院長史久鏞在同一所中學上學，那是一所英籍猶太人辦的學校，二戰后，由日本人接手。日本人接手學校后，由于無法忍受其軍國主義的教育內容和方式，年輕的朱煥文毅然離開。之后，受到進步同學的影響，他和地下黨組織取得聯系，并積極參加各種形式的革命活動，險遭逮捕，被學校開除，當時他有家難回，只能在江浙各地過著半流浪的生活，為了避免連累在上海的家人和同志，朱煥文改名為姚壯。
起草改革開放后第一部法律
由于姚壯在法學界的影響力，尤其是在涉外法律方面的權威地位，1979年他和另外一位法學家一起參加了堪稱中國改革開放后的第一部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的起草工作。據姚老介紹，這部法律頒布4年多時間，在中國境內建立的合資企業就已達180多家，投資總額近8億美元。這些合資企業建立后，大都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例如，由中國、瑞士、香港三方合資經營的迅達電梯公司，創立兩年的利潤率就達到20%以上；杭州的西湖藤器企業有限公司，利潤率達15%以上等等。可以說，該部法律為中國之后起草的諸多涉外法律的制定奠定了基礎，可當記者和姚老談及此事時，他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時代選擇了我，我只是做了自己份內的事！”
借調外交部解決香港回歸法律問題
姚老告訴記者，1984年中國和英國關于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簽署后，根據聯合聲明中關于成立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規定，在聯合聯絡小組下又設立了一個國際權利和義務專題小組，專門從事研究、解決1997年香港回歸后它在各個國際組織中的法律地位問題。當時，他曾應外交部的邀請，從外交學院調到外交部港澳事務辦公室作為中方代表處專家參與這個工作。可以說，回歸后香港的國際權利和義務問題，是一個至關重要，亟待解決的問題。姚老在高效、出色地完成這項艱巨的任務后，拒絕了外交部的挽留，執意回到教學科研崗位。
三十余載仲裁生涯秉公執法
據姚老回憶，他擔任仲裁員的時間較早，大約是在1979年。那時，對外貿易仲裁委員會的委員就是仲裁員，人數不多，大約三十幾個人，他是其中之一。
據介紹，姚壯接手的絕大多數都是涉外仲裁案件，他在辦案時，既不偏向中方，也不偏向外方。他認為，仲裁申請書的寫作要力求到位，適用的法律條文要盡量正確，因為仲裁員很大程度上是通過閱讀申請人的仲裁申請書和被申請人的答辯狀來了解案情，進入仲裁審理程序的。
憑借多年的辦案實踐，姚壯指出，仲裁員在辦案時起碼要做到以下3點：第一，處以公心，這是最重要的原則，仲裁員辦案不能帶有任何的偏見；第二，要熟悉業務，包括適用的法律條文要恰當，否則，即便出發點是好的，也難以產生令人滿意的裁決結果；第三，仲裁員之間要搞好合作，一個仲裁案件一般由三名仲裁員共同審理，在不違背法律原則和基本事實的前提下，如果出現一些小的分歧，仲裁員要善于靈活協調，盡快達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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