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上午，北京互聯網法院召開涉短視頻著作權新聞通報會，院黨組成員、副院長姜穎通報北京互聯網法院涉短視頻著作權案件審理情況，院知識產權專業法官會議副主任張連勇通報涉短視頻著作權典型案例。
北京互聯網法院
涉短視頻著作權案件審理情況報告
隨著移動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和智能手機的普及，短視頻應運而生。短視頻是指時長較短的視聽畫面，一般從幾秒鐘到十幾分鐘不等，它短小精悍、內容多元，創作門檻低、傳播速度快，既契合當代公眾碎片化的閱讀習慣；又順應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新風潮。因而短視頻迅速進入大眾視野，成為公眾喜聞樂見的新型傳播形態。
近幾年，短視頻行業用戶和市場規模持續增長。據統計，截至2021年12月，我國網絡視頻（含短視頻）用戶規模達9.75億，其中短視頻用戶規模9.34億，占網民整體的90.5%。短視頻行業迅速成為我國數字版權及網絡文創產業新的增長點。在數字經濟背景下，短視頻產業在提供優質文創內容、滿足公眾精神需求的同時，也迅速與電子商務、廣告營銷、付費知識等產業融合，不斷為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提供助力。
短視頻行業的迅速發展也引發了新的矛盾和沖突。短視頻用戶將影視劇、綜藝節目、體育賽事等畫面進行任意剪輯、切條、搬運等行為頻發，引發了一系列侵權問題和糾紛，也制約了短視頻行業的長遠發展。
北京市數字經濟高速發展、文創產業發達，是涉短視頻著作權糾紛的多發地區。北京互聯網法院作為集中管轄北京市轄區內涉網著作權糾紛的法院，受理北京市轄區內的涉短視頻著作權案件。本報告全面梳理了北京互聯網法院自建院以來涉短視頻的著作權案件，通過分析案件特點及成因、總結裁判要點及規則，為規范化解此類糾紛、引導短視頻行業健康發展提供指引，不斷為推動數字文化產品創新、網絡文化產業繁榮提供助力。
一、涉短視頻著作權案件基本情況及特點
（一）基本情況
自2018年9月9日至2022年2月28日，北京互聯網法院共受理涉網著作權糾紛案件107982件，占北京市法院受理著作權糾紛案件的90%以上。其中涉短視頻著作權糾紛案件2812件，占北京互聯網法院全部涉網著作權糾紛案件的約2.6%。同期，審結涉短視頻著作權糾紛案件2026件，以判決方式結案233件，以調解或撤訴方式結案1793件。案件呈現以下特點：
1.案件數量逐年增加，收案量增長潛力大。涉短視頻著作權案件收案數量逐年增加、增幅明顯，2019年至2021年收案量分別為540件、729件、1284件。特別是2021年以來，長短視頻之爭日漸激烈，相關案件數也有較大增長。此外，據統計，僅12426版權監測中心監測的涉短視頻侵權通知發送量已有上千萬，說明涉短視頻著作權糾紛基數總量較大，相關糾紛具有進入訴訟的潛在可能性，從而導致涉短視頻著作權案件數量進一步增長。
2.涉訴主體范圍廣泛，以長短視頻平臺為主。從起訴主體看，原始權利人起訴的有682件，包括網絡文章作者、短視頻博主、短視頻拍攝主體等；通過許可協議等獲得權利的繼受權利主體起訴的有2130件，包括從制片者處獲得授權的長視頻平臺、通過平臺用戶協議獲得短視頻著作權的短視頻平臺、從詞曲作者處獲得授權的音樂唱片公司等。從被訴主體看，起訴短視頻平臺的有899件，起訴網絡用戶（包括短視頻平臺用戶及公眾號運營主體等其他網絡用戶）的有1449件,以短視頻平臺和平臺用戶為共同被告起訴的有83件，起訴其他網絡主體的有381件。總體看，起訴主體和被訴主體的一方或雙方為長短視頻平臺的案件為1680件，占比59.4%。
3.被訴侵權形式復雜多樣，切條、搬運類侵權居多。案件中，被訴侵權行為仍以復制型侵權為主，共2633件，包括切條長視頻、搬運短視頻、添加背景音樂等。同時，新類型創作和傳播行為引發的訴訟也不斷涌現，如剪輯長視頻畫面配以文字內容制作解說類短視頻，模仿他人短視頻拍攝主題、內容及方式制作相似短視頻，等等。
4.案件類型化程度較高，爭議焦點同質化明顯。一般而言，短視頻用戶的切條、搬運行為不是偶發行為而是系列行為，容易形成批量案件，各案在訴訟主體、案件事實及爭議焦點等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包括同一原告就不同作品起訴同一被告、同一原告就相同作品起訴不同被告、同一原告就不同作品起訴不同被告等案件，如某公司與短視頻用戶系列案件中，原告就不同用戶搬運其微紀錄片中的一集或多集的行為共提起6起訴訟。
（二）原因分析
短視頻著作權案件呈現上述特點的原因，與短視頻產業的發展情況、短視頻作品的創作與傳播特性等因素密切關聯。具體體現為以下幾點：
1.短視頻產業迅速發展，與其他產業相互競爭并融合。
短視頻產業迅速發展，與其他行業深度融合，短視頻應用場景不斷拓寬，與其他網絡文娛產業爭奪流量，引發競爭和沖突，導致涉短視頻著作權案件數量不斷增加。從微觀層面看，短視頻創作多以已有作品為素材，加之短視頻創作者權利保護意識不夠，導致侵權行為多發。
2.直接侵權主體分散且隱蔽，權利人傾向于起訴短視頻平臺。一方面，短視頻傳播速度快、范圍廣，且易被反復搬運，導致短視頻侵權主體過于分散和隱蔽，權利人難以確定直接侵權人。另一方面，短視頻的傳播多發生于短視頻平臺，短視頻侵權行為亦多發生于短視頻平臺，短視頻平臺運營主體具備一定的管理能力和責任。因此，對于短視頻平臺內的侵權行為，權利人更傾向于將短視頻平臺作為起訴對象，且往往針對同一短視頻平臺內不同用戶上傳的侵權短視頻向短視頻平臺提起批量訴訟，主張短視頻平臺對侵權內容承擔連帶責任。
3.短視頻制作者著作權保護意識不足，導致短視頻侵權行為頻發。短視頻創作門檻低，普通公眾均可以成為短視頻的制作者。部分短視頻制作者的著作權保護意識不強，利用他人已有作品制作短視頻時，往往不會事先征得著作權人的許可，從而導致切條、搬運等侵權行為頻發。
二、涉短視頻著作權案件審理中的疑難問題
短視頻創作靈活、內容豐富、形式多樣，新類型的創作和傳播行為層出不窮，不斷給司法審判帶來新問題和新挑戰。經調研發現，涉短視頻著作權案件審理中存在以下疑難問題：
（一）新型創作成果的客體屬性認定存在爭議
第一，如何區分短視頻作品及短視頻制品存在爭議。短視頻的外在表現形式是連續畫面，2021年6月1日起施行的新著作權法根據是否具有獨創性將連續畫面區分為視聽作品和錄像制品并提供不同保護，需要對短視頻的客體屬性進行具體認定。短視頻內容豐富、類型廣泛，既有專業機構通過腳本撰寫、專業運鏡、鏡頭剪輯等制作的具有較高獨創性的短視頻，亦有普通網絡用戶對已有事物進行單一角度拍攝形成的單純錄制類短視頻，如截取直播帶貨畫面形成的短視頻、錄制社會突發事件形成的短視頻等。前者構成作品已基本達成共識，后者屬于視聽作品還是錄像制品，仍有待個案認定。
第二，在認定短視頻構成視聽作品的前提下，如何對其進一步歸類存在爭議。新著作權法將視聽作品分為電影作品、電視劇作品及其他視聽作品并適用不同的權屬認定規則，但上述作品的區分標準有待明確，理論爭議也較大。有觀點認為應將短視頻納入電影作品的范疇以簡化權屬認定規則；也有觀點認為將短視頻認定為電影作品不符合公眾的一般認知，短視頻應屬“其他視聽作品”。
第三，某些新型創作成果的性質亦有待明確。例如，利用延時攝影技術拍攝的畫面、GIF動圖、短視頻模板等從表現形式看均為連續畫面，是否可以納入短視頻的范疇從而被認定為視聽作品或錄像制品加以保護仍存在爭議。
（二）新著作權法背景下短視頻的權屬認定規則有待明確
第一，與傳統影視劇作品不同，短視頻的署名規則尚不成熟，通過署名推定短視頻著作權歸屬存在困難。一方面，短視頻時長較短、體量有限，很多短視頻創作者都不會在短視頻上標注信息。另一方面，根據行業慣例，短視頻的傳播者等非創作主體會在短視頻傳播過程中添加浮水印，短視頻上的權利信息進一步復雜化，導致法院難以通過短視頻署名信息認定其著作權歸屬。
第二，在將短視頻認定為其他視聽作品的前提下，如何查明短視頻的權利歸屬存在困難。依據新著作權法的規定，其他視聽作品的著作權歸屬適用“當事人約定優先、無約定或約定不明的歸制作者”的規則。這一權屬認定規則適用存在困難：其一，約定優先規則中“當事人”的范圍不明確；其二，短視頻制作者的內涵及外延不清晰。根據創作模式，短視頻可分為用戶生產內容（UGC）、專業生產內容（PGC）、專業用戶生產內容（PUGC）等，不同類型短視頻的參與創作主體具有很大差異，哪些主體有權就短視頻的著作權歸屬進行約定，哪些主體屬于短視頻的制作者，有待進一步明確。
（三）重塑短視頻平臺注意義務引發較大爭議
第一，通知—刪除規則適用受到挑戰。一方面，技術的進步增強了短視頻平臺的監管能力，短視頻平臺主動識別、處理侵權行為具有技術上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面對短視頻平臺內持續、反復發生的侵權行為，權利人認為通過通知—刪除規則制止侵權行為的效率低下、效果不佳，傳統的避風港規則受到挑戰。目前，已有法院在個案審理中要求短視頻平臺在刪除平臺內已有侵權內容的基礎上，對可能出現的侵權行為采取有效措施進行過濾和攔截，實質上讓短視頻平臺負擔起主動發現侵權行為的責任。與傳統避風港規則下由權利人發現侵權行為相比，此種模式能夠獲得更優的的知識產權保護效果，但其法理基礎和法律依據仍有待進一步討論和完善。
第二，短視頻平臺的新業態和新模式對其注意義務的認定產生影響。在混業經營的新模式下，短視頻平臺既為短視頻用戶提供信息存儲空間服務，也以各種方式廣泛參與短視頻的創作和傳播。例如，短視頻平臺通過制作短視頻模板、建立音樂曲庫等方式，為短視頻創作提供素材；與MCN機構開展廣泛的合作，直接或間接對短視頻用戶及其內容創作發生影響；通過算法推薦、付費推薦等方式，深度影響短視頻的傳播活動并從中獲得經濟利益等等。短視頻平臺對短視頻內容的控制力和影響力逐步增強，其注意義務亦應予以相應增加。
（四）著作權與其他民事權利的沖突更加凸顯
短視頻創作取材廣泛、方式靈活，加之短視頻創作者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不足，在短視頻領域著作權與其他民事權利的沖突現象更為突出。一方面是物的所有權與物品上所載作品的著作權之間的沖突。例如，使用自行購買的正版玩具拍攝短視頻并在互聯網上進行傳播，涉及玩具所有者對物權的行使以及玩具上所承載的美術作品著作權保護的沖突問題。另一方面是著作權與他人肖像權、隱私權等人格權利的沖突。例如，在公共場合拍攝短視頻會不可避免地使用他人肖像，而要求短視頻創作者事先征得許可又缺乏可行性。應當如何對不同權利進行協調和保護，考驗司法智慧。
三、涉短視頻著作權案件審理的裁判思路
面對短視頻這一新類型客體帶來的新問題、新挑戰，我院堅持案件審理與規則樹立雙向發力，發揮司法引領力，努力以司法裁判回應實踐疑難問題，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促進短視頻行業的健康有序發展。
（一）明晰短視頻的獨創性及客體屬性，鼓勵優質內容的創作和傳播
1.符合獨創性要求的短視頻構成視聽作品。我們認為，短視頻符合視聽作品的一般形式要件，短視頻是否構成視聽作品，關鍵在于獨創性方面的判斷。短視頻是否具備獨創性與視頻長短無關，只要有“一點火花”，與現有表達相比存在可識別的差異，就可以認定短視頻具有獨創性，構成視聽作品。此外，我院在判決中還特別指出，創作性既是事實判斷亦是價值判斷，司法審判應持審慎積極的態度，妥善運用創作性裁量標準，以利于新興產業發展壯大。
2.客觀記錄現有表達的單純錄制類短視頻可作為錄像制品保護。在某公司訴張某系列案件中，我院認定通過專業錄屏軟件錄制課程內容形成的短視頻系對已有作品的機械錄制，并未產生區別于原作品表達的增量因素，未體現作者的選擇、編排，不具有獨創性，屬于錄像制品。雖然錄像制作者不能像作者一樣享有放映權等權利，但其仍可就其錄像制品享有許可他人通過信息網絡向公眾傳播并獲得報酬的權利。
（二）確認短視頻作品的著作權歸屬，維護短視頻創作者的權利和利益
1.短視頻上的署名信息可以作為認定制作者的初步證據。一般而言，專業機構或團隊組織創作的短視頻作品會標注較為充分的署名信息。這些信息中能夠被識別為表明制作者身份的署名信息即可作為認定短視頻作品制作者的初步證據。在某動畫短視頻案中，我院認為原告系涉案動畫短片片尾署名的出品單位，該署名具有表明制作者身份的效力，故在無相反證據的情況下，認定原告對涉案動畫短片享有著作權。
2.在無相反證據的情況下，可以推定短視頻發表賬號的用戶為制作者。短視頻時長較短、體量有限，因而很多短視頻作品上都不會標注創作主體信息，法院難以通過短視頻的表征信息查明權利人。短視頻制作者多通過自有賬號發布短視頻，一般而言，最早發布短視頻的賬號主體即為權利人。在楊某訴陳某某、某公司案中，我院依據登錄賬號及賬號頭像等信息，確定原告即為涉案短視頻發布賬號的用戶，并結合原告出具的創作說明，綜合認定其為涉案短視頻的制作者。
3.短視頻作品上的浮水印并不當然具有著作權署名的效力。短視頻標注浮水印已成為行業通行做法，較為常見的是短視頻發布于短視頻平臺時會標注發布者水印，自短視頻平臺下載的短視頻會加載平臺水印等。可見，短視頻上標注的水印可能指向創作者，也可能指向傳播者等非創作主體，因而不能一蓋認定為署名，而是應當根據具體情況分別進行認定。我院在某短視頻案中，對短視頻上可能出現的各類水印信息的性質進行了分析和認定，“@黑臉V”的水印指向的是短視頻的創作者，“@抖音”的水印指向的是短視頻的傳播者,而用戶ID號由于是平臺隨機分配而非用戶自行選擇的名稱信息，不具有署名的效力，因而更宜認定為權利管理信息。
（三）準確界定短視頻侵權行為，引導短視頻創作者增強知識產權保護意識
實踐中存在大量利用已有作品制作而成的短視頻，短視頻創作者未經許可對已有作品的使用既可能是侵權使用、也可能是合理使用。在個案中如何準確區分兩種行為，對妥善平衡原作者及二創作者、作品創作及傳播的關系，推動短視頻行業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1.未經許可使用他人作品拍攝短視頻構成侵權。在某短視頻案中，被告擅自使用原告享有著作權的“奧特曼”系列形象為主要角色，設置一定的場景、情節，拍攝多段情景故事短視頻并上傳至互聯網視頻平臺，供公眾觀看或下載。我院經審理認定被告的行為侵害了原告對奧特曼美術作品的著作權。此外，對于未經許可將他人音樂作品作為背景音樂使用，使用他人的文字作品作為短視頻的字幕等，均是典型的使用他人作品拍攝短視頻的行為，構成對他人著作權的侵權。
2.未經許可以截取方式使用長視頻的部分表達構成侵權。在某影視劇片段短視頻案中，被告在其APP賬號中共提供了超過一百段原告享有權利的影視劇片段，雖然單個片段時長在10分鐘以內，但這些片段相加已基本呈現了涉案影視劇的主要內容，構成侵權。在另一短視頻案中，我院認定，雖然被告僅提供了三段時長不足4分鐘的影視劇片段，但仍使用了原告作品的基本表達，侵害了原告的著作權。
3.未經許可將長視頻的核心內容剪輯制作成短視頻，能夠實質替代長視頻內容的，構成侵權。在圖解電影案中，被告截取原告電視劇的若干畫面進行動態播放，形成動態連續畫面的播放效果。我院認為被告的行為能夠使用戶快捷地獲悉涉案劇集的關鍵畫面和主要情節。故涉案圖片集雖占原作品畫面內容的比例極低，但實質替代了涉案劇集的主要內容，影響了作品的正常使用，仍然構成對原作品的侵權使用。
（四）合理確定短視頻平臺的注意義務及民事責任，推動短視頻產業規范健康發展
我院在審理過程中，根據短視頻平臺參與內容創作和傳播的程度、短視頻平臺的管理和控制能力等因素，綜合判定短視頻平臺的性質及應當承擔的責任。
1.依據“通知—必要措施”規則可以認定短視頻平臺明知的主觀狀態。某短視頻案中，涉案短視頻系用戶上傳于被告視頻平臺中，被告在收到起訴材料后及時刪除了涉案短視頻，故我院認定被告盡到了相應義務，不應當承擔賠償責任。而在另一短視頻案中，原告多次向被告發送預警函和侵權通知，但被告平臺仍出現同一賬號變更名稱后反復上傳侵權短視頻的行為，我院認定被告未采取能夠有效制止侵權的合理措施，應當就侵權擴大部分承擔賠償責任。
2.短視頻平臺未盡到與其商業模式相適應的注意義務時，對于平臺上的侵權內容屬于應知，構成幫助侵權。在配音秀案中，被告運營的軟件向用戶提供“配音秀”服務，用戶可以使用軟件內的影視劇片段進行配音并生成新的配音視頻。我院認定被告結合配音秀主題，分享用戶上傳的配音視頻為主要商業模式，且配音視頻基本上均為影視劇片段，其客觀上存在誘導用戶上傳侵權視頻的故意，故應當將此種商業模式作為被告存在應知過錯的重要考量因素，合理界定網絡服務提供者的注意義務。
3.短視頻平臺直接參與短視頻內容選擇時，應當就短視頻侵權行為承擔直接責任。在某短視頻案中，被告未經許可將原告享有權利的音樂作品納入其平臺曲庫，供用戶制作短視頻使用。用戶使用涉案侵權音樂制作短視頻并上傳于被告平臺。我院認為，被告將原告音樂作品上傳至平臺曲庫的行為構成對原告的直接侵權行為，同時被告亦應當就用戶使用該侵權音樂制作并上傳短視頻的行為承擔幫助侵權責任。
（五）準確認定損害賠償數額，有效彌補權利人損害
涉短視頻著作權侵權形式復雜多樣，導致權利人所受損害程度也呈現明顯差異。我院在審理過程中，注重考量侵權人的主觀惡意、侵權行為的性質和數量、侵權短視頻的應用場景等因素，綜合確定損害賠償數額，以有效彌補權利人遭受的損害。
1.以大量傳播長視頻片段的方式提供長視頻主要內容的，可比照完整使用長視頻賠償標準判賠。在某短視頻案中，被告提供的一百多段涉案影視劇片段已基本呈現了涉案影視劇的主要內容，實質是以碎片化形式提供影視劇全集，故我院最終比照直接傳播影視劇全集的行為認定損害賠償數額。
2.短視頻平臺未采取合理措施致使侵權短視頻在影視劇熱播期內持續、大量傳播的，應當就擴大部分承擔賠償責任。在某短視頻案中，原告向被告提前發送預警通知并多次發送侵權通知，但在影視劇的熱播期內，被告平臺仍有多個賬號持續傳播大量侵權片段，我院最終綜合作品知名度、熱播期、傳播范圍等因素，確定賠償數額為40萬元。
3.以明顯商業目將他人短視頻用于商業廣告或推廣的，應當酌情增加賠償數額。在另一短視頻案中，被告分別使用原告的動畫長片《三國演義》的30秒、5秒、4秒片段制作3段短視頻廣告，用以宣傳其三國題材的網絡游戲。雖然被告使用的總時長不足一分鐘，但我院綜合考量被告的使用目的等因素確定賠償數額為25000元，高于一般切條類短視頻的賠償標準。在楊某訴陳某某、某公司案中，原告在短視頻平臺開設店鋪銷售商品，并拍攝短視頻進行商品推廣。被告設立高仿賬號，搬運原告帶貨短視頻并銷售同類商品。我院綜合考量被告的行為性質及銷量情況，確定賠償數額為8萬元。
四、妥善化解涉短視頻著作權糾紛的對策建議
涉短視頻的著作權侵權行為高發，損害著作權人的合法權利，影響短視頻行業的長遠發展，應當成為網絡空間著作權保護的治理重點。法院作為司法裁判機關，負有化解侵權糾紛、保護知識產權的重要職責。但司法是在侵權發生后對權利人的事后救濟手段，短視頻著作權糾紛的解決應重在預防，需要司法及行政機關、集體管理組織、長短視頻平臺、短視頻創作者等有關主體共同參與，形成系統性解決路徑，從源頭減少侵權行為的發生、推動短視頻行業的規范健康發展。
（一）樹立規則、參與治理，發揮司法引領作用
首先，短視頻是新興行業，涉短視頻著作權糾紛具有新穎性和復雜性，審理規則有待進一步細化和完善。法院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應當注意規則的樹立，為妥善化解糾紛、規范短視頻行業發展提供指引，也為相關法律規則的修訂和完善提供依據。其次，應當加強司法機關與行政機關的協同治理。建立針對短視頻領域的“行政—司法—行業”協同機制，共建良性的知識產權保護生態。一方面，依托我院與北京市版權保護中心聯合創建的“e版權訴源共治體系”，鼓勵短視頻創作者對短視頻權屬、授權情況進行數字備案，解決短視頻署名不清晰、權屬難認定的問題。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北京市長短視頻公司、大型互聯網公司聚集的優勢，倡導平臺共治共建，建立多元糾紛解決機制。
（二）強化短視頻平臺責任，加強知識產權保護
一方面，短視頻平臺應當加強監管。一是對內容進行分類管理，強化平臺對于侵權屬性明顯、平臺控制力較強、平臺直接獲益等類短視頻的監管義務。二是加強對平臺用戶的監管，對于持續、反復侵權的用戶，應當采取限權、封號等措施，有效避免重復侵權行為的發生。另一方面，短視頻平臺應當成為連接作品權利人與使用人的紐帶，有效整合音樂、圖片、視頻等資源，構建先授權、后使用、再付費的著作權授權分發體系，有效減少侵權行為的發生。
（三）發揮集體管理組織作用，推動構建著作權多元許可市場
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在著作權流轉過程中扮演連結雙方、促成交易的角色，對于構建著作權授權交易市場具有重要作用。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應當探索網絡著作權交易新路徑，促進作品的使用和傳播，更有力地激發創作者的創作動力，減少著作權爭議的發生。一是與短視頻平臺、MCN機構廣泛開展合作，以向短視頻平臺事先集中授權代替向短視頻創作者事后分散維權。二是充分利用區塊鏈、智能合約等技術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進而增加作品利用效能和權利人收益。
（四）引導短視頻創作者提高權利意識，減少侵權行為發生
短視頻創作門檻低，普通公眾均可以成為短視頻的創作者。提高短視頻創作者的著作權保護意識，對于從源頭上減少侵權行為發生尤為重要。法院、行政主管部門、教育機構等有關單位均可以依托短視頻平臺，向短視頻創作者進行普法教育，普及著作權保護知識。短視頻平臺應當依據法律規定、司法案例、行政監管要求等，針對多發常見的短視頻著作權侵權行為進行專項治理，指導用戶規范短視頻創作行為。
面對短視頻領域著作權保護面臨的諸多新挑戰，我院將立足功能型法院職能定位，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不斷提升審判效率和水平，為保障短視頻產業在法治軌道上持續發展，建立健康有序的網絡版權生態貢獻司法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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